于伏海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市辖区

律师简介

执业以来,于律师办理的典型案件
1,江苏宿迁拆迁命案。
李某是被拆迁人,王某是被拆迁人的女儿,拆迁公司多次派人到李某家骚扰和辱骂。2009年5月30日,拆迁人员再次派9人人到李某家骚扰,他们不停地砸门,王某在李某家里,家里还有另外两名女童和李某。他们把门的猫眼砸掉,家里的人很恐惧,王某就在猫眼洞插了一把水果刀,警告外面的人赶快离开,但是外面的人不予理睬,继续砸门,王某在惊恐和情绪激动下,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开了一条门缝冲出去就一阵乱砍,砍死一人。命案发生后,王某看到有人报警后呆在原地不动,二十分钟左右,警察带走了王某。
之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王某,本律师作为王马玲的辩护律师出庭为其做罪轻的辩护,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是防卫过当,因此应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宿迁中院采纳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的行为侵犯了李某的住宅权,王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行为,只是防卫过当。宿迁中院认定王某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决王某八年有期徒刑。
宣判后,王某提起上诉,本律师独立担任二审辩护人,二审辩护时,本律师提出一审认定罪名错误,量刑太重,要求高院改判王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并降低刑罚。江苏高院采纳本律师的辩护意见,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五年有期徒刑。
目前,王某仍在服刑,2014年5月30号就可以出狱。
2,辽宁盘锦曹某等人的拆迁补偿纠纷案件。
2009年9月,王某等人的房子被强制拆迁,本律师查验过拆迁的相关材料之后,认为盘锦市房管局和盘锦市政府作出的跟强制拆迁决定有关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于是就向辽宁省建设厅和辽宁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辽宁省建设厅认定房管局的行政行为违法,辽宁省政府也认为盘锦市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他们各自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必须给被拆迁人合适的补偿。
3,北京市宣武区张某的房屋买卖佣金案。
2009年12月,张某跟北京以“安”字开头的房产中介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协议,协议约定,房地产公司为张某介绍房源并帮助办理房屋过户。不久,房地产公司就为张某介绍了满意的房子,张某支付给房产公司38000元中介费,房地产公司没有给开发票,负责此笔业务的一个白姓职员为张某出具了一张手写的收条。张某买房成功并过户之后两月,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张某被中介公司起诉,要求其支付38000元中介费。
接到传票后,张某求助于本律师,本律师仔细研究案情,认为白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是苦于没有证据证明白某是中介公司的职员,本律师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向公安局报警,要求警方以诈骗罪对白某刑事立案,一方面就是看庭审时中介公司认不认可白某是其职员。开庭后,中介公司承认白某是他们的职员。之后,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白某给张某出具的收条是代表中介公司的职务行为,张某已经缴纳中介费,判决驳回中介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没有上诉。
4,北京某投资公司被房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行政处罚,本律师代理该公司起诉税务局胜诉。
5,绝味鸭脖加盟商李某芳女士被某中介人员起诉一案,本律师代理李某芳,胜诉。
更多案件不便赘述!

基本信息

  • 执业证号1110120091094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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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案例

上诉人马训波、李亚男因与被上诉人张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3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训波、李亚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艳返还160万元;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张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严重偏袒张艳。一、马训波在丰台区人民法院及本院审理过程中,从未否认过自己的前妻叫刘慧的事实,而只是根据证据规则要求张艳提供刘慧的具体身份信息加以确认,而马训波的这项基本权利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未如实陈述事实。张艳提供汇款记录给法院证明将款汇至马训波前妻名下,法院质证期间既未提醒、马训波也未想到能够通过账户号码辨认得知刘慧信息,所以在庭审中马训波提出应提供刘慧身份信息才能确认。因此马训波、李亚男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马训波未如实陈述事实,与事实不符。二、马训波因本案于2014年在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人民银行及张艳。张艳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过两点,其一:自己是受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托代收马训波欠款(重点说一下:马训波所欠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150万元是以其员工孙中阳名义出借的,张艳所说代收的就只有这一笔);其二:自己是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职工。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张艳却声称受马训波委托汇款给刘慧,并称自己无业。以上前后矛盾的陈述,明显说明张艳说谎,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事实。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马训波、李亚男的银行贷款给张艳并非用于偿还孙中阳的借款。2013年12月孙中阳起诉马训波,庭审过程中,从始至终孙中阳不承认认识张艳(只承认是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而马训波又无法证明张艳是孙中阳指定收款人,更无法提供张艳是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马训波主张发放给张艳的贷款就是还孙中阳借款的说法,法院无法采信。2014年10月,马训波起诉中国银行及张艳,庭审过程中张艳承认其是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并承认其收款是代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孙中阳收款,收款当日孙中阳也在场。银行将马训波贷款汇至张艳名下后,张艳未按马训波委托汇给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职工孙中阳,而受他人指派,将款汇给了马训波前妻刘慧,用于租赁北京神州凯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位于朝阳区的xxx门面房。孙中阳多次纠集社会人员到马训波家中讨要借款,马训波再三解释,孙中阳就是不承认认识张艳,马训波也多次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西城派出所报警,万般无奈之下马训波才向孙中阳支付了两次利息。根据马训波与孙中阳之间借款纠纷的判决及丰台区人民法院笔录,完全可证明孙中阳与张艳系同一公司员工。马训波与张艳从不相识,不可能将贷款让与孙中阳同为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的张艳代收,事实是张艳受孙中阳委托汇款给刘慧。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20769号判决是基于孙中阳根本不承认认识张艳,而马训波又无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前提下而作出。本案马训波所提交的证据及张艳的陈述均发生在上述判决后,证明了张艳与孙中阳同属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孙中阳所说不认识张艳及放款当天不在场的陈述纯属谎言,张艳所说代收的欠款就是马训波与孙中阳的借款,故马训波、李亚男的银行贷款给张艳系用于偿还孙中阳的借款。四、马训波与刘慧离婚10多年各自组建家庭,但马训波与刘慧有一儿子离婚时才几岁,根据离婚协议、婚姻法、《未成年保护法》、同时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马训波按月向刘慧支付1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生活费,孩子学费、银行房贷等费用,同时孩子在马训波处生活期间刘慧也同样支付孩子费用。马训波与刘慧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有密切利害关系。刘慧将款汇至裴玉荣名下100万元已被朝阳法院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定张艳在代马训波收款160万元贷款后,立即又转给了马训波的前妻刘慧,可知张艳并没有占有贷款的意思表示。这种行为不能作为不还马训波钱的理由。张艳未按马训波委托还款给孙中阳,导致孙中阳起诉马训波,并被判再次偿还孙中阳146万元及4倍利息,张艳应该承担责任。五、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马训波对160万元的去向清楚,明知张艳未将该贷款给付孙中阳,一直未向张艳主张权利。2013年银行将马训波贷款发放张艳名下后,马训波一直认为该款就是偿还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孙中阳的借款,后孙中阳于2014年初将马训波、李亚男夫妇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此时马训波才认定此事没有协商可能,同年马训波、李亚男夫妇就将中国银行及张艳诉至丰台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后因诉讼请求、被告主体等原因撤销诉讼,后于同年将张艳作为被告主体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过程中马训波提交了丰台区法院的开庭笔录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的判决中也认定了马训波提交了该证据,但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马训波一直未向张艳主张权利。六、张艳系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信贷部员工,这个事实从其工资卡、丰台法院笔录均可证实,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做金融担保、贷款的公司,而之前马训波与张艳素不相识,马训波会将贷款汇入张艳名下是因为马训波欠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孙中阳的借款(张艳收取贷款当天孙中阳也在场),张艳是代收欠款。作为一个专业金融公司的职工会将自己代收的欠款未经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孙中阳许可,并在出借人孙中阳在场的情况下而听素不相识的马训波的口头指示,将巨款汇入更素不相识的刘慧名下,明显不合理,不是事实。本案的焦点在于是谁让张艳将160万元汇给刘慧。一审法院仅凭毫无证据的推理认定“马训波口头指示张艳转账给刘慧具有合理性和事实依据”,明显错误。张艳辩称,一、在一审法院调取刘慧身份信息前,虽经法院多次询问,马训波一直掩盖接受张艳转账的刘慧是他前妻这一重要事实。接受张艳转款的刘慧是不是马训波的前妻,是本案重要事实。尽管张艳已经出示了记载有刘慧账号信息的转账凭证,但无论是丰台法院案件,还是本案,面对法庭询问,马训波一直不认可接受张艳转款的刘慧就是他的前妻刘慧。事实上,因为马训波和刘慧的这个账户有多笔资金来往,他完全可以根据转款凭证判断这个刘慧是不是他的前妻。直到法院到银行调取了转账凭证上刘慧的身份信息,马训波才认可这个刘慧就是他的前妻刘慧。这足以说明马训波在法庭上掩盖重要事实。二、关于张艳是否受华信(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托收款。首先,张艳没有说过受这个公司委托收款,也没有认可过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其次,委托关系是否存在,要以委托人提供的委托文件为准,本案不存在这样的委托文件。再次,这一事实与本案无关。三、张艳代收的160万款项不是用来代马训波偿还孙中阳借款。马训波在张艳收款并转款给刘慧后,继续向孙中阳还款的事实,说明张艳转款给刘慧是受马训波指示。首先,张艳代收马训波的160万元贷款,不是用来替马训波偿还孙中阳借款,这一事实,已经被(2015)三中民终字第11036号判决认定,不需要再讨论。其次,无论是在孙中阳诉马训波偿还借款的案件,还是马训波诉中国银行和张艳的案件,以及本案,马训波一直坚持称,银行贷款发放至张艳名下,就等于偿还了孙中阳的借款。按照马训波的这一观点,在银行贷款发放至张艳名下后,马训波欠付孙中阳的借款就已经本息清偿完毕了,并且是超额清偿。那么,马训波就不应该继续向孙中阳还款。事实上,在贷款发放至张艳名下,且张艳当日将款全额转至刘慧名下后,马训波又持续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向孙中阳还款两次,总共105000元。这充分说明,银行贷款转至张艳名下后,这笔贷款仍然在马训波的掌控之下。而马训波上诉称孙中阳纠集社会人员逼迫其还款,既没有证据支持,也与一审的辩解理由矛盾,不应采信。马训波在一审中辩称是利息过高,才继续还款。四、刘慧收到张艳转款后向马训波及其公司转款的事实,充分佐证了张艳是受马训波指示将款转给刘慧。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刘慧账户转账记录,在张艳收到银行贷款后,当天就全额转给了刘慧。刘慧随后将其中100万元转给马训波的公司,余款转给马训波。这个转账过程,加上马训波持续向孙中阳付息的事实,足以认定张艳向刘慧转款是受马训波指示。五、刘慧转款给马训波及其公司,目的是配合马训波收回银行的放款,所谓租赁诉讼是为了掩盖这一目的而做的虚假诉讼。从转账记录上看,刘慧转账给马训波及其公司,是马训波回收银行贷款的行为。马训波提供的朝阳区人民法院租赁案判决书,实际上是马训波和刘慧为了掩盖事实情况,所作一个虚假诉讼。因为在租赁案的判决书中,刘慧在马训波公司未交付租赁房屋,且消防手续均未办理的情况下,就支付100多万的租金和保证金,是违背常理的。并且,这份判决里面体现的金额,和同一批租赁诉讼中体现的金额,有天壤之别,其他租赁诉讼中的金额,均系小额。六、从本案查证的事实看,张艳根本没有侵占马训波贷款。如果张艳有侵占马训波贷款的动机,就不应该将贷款转到马训波前妻名下。如果张艳和刘慧合谋侵吞马训波贷款,刘慧就不应该将非法侵占的贷款又转回至马训波及其公司名下。马训波、李亚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艳向马训波、李亚男返还16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训波以个人消费的方式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马训波、李亚男提交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提款申请审批表(代借据)》显示:2013年8月2日,借款人名称为马训波,申请和批准提款金额为16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利率为6.9%,提款用途为个人消费;提款方式及要求:请将此笔贷款划入张艳在中国工商银行商务中心区光华路支行开立账户内,账号×××。提款方式及审批意见:将此笔贷款划入张艳在中国工商银行商务中心区光华路支行开立账户内,账号×××。马训波在该审批表中签名。2013年8月2日,放款通知单显示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向张艳在中国工商银行商务中心区光华路支行开立账户内(账号为×××)发放贷款160万元,借款人为马训波,用途为个人消费。庭审中,马训波、李亚男述称马训波在上述贷款的过程中,手续均是张艳和孙中阳办理,在办理过程中,马训波感觉贷款有问题,不同意将钱汇至张艳名下,但张艳及孙中阳利用与银行的关系,私刻公章冒用他人营业执照伪造买卖合同,最终将贷款骗至张艳名下,买卖合同的签字和盖章都是伪造的。马训波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银行北京市方庄中心,后撤回起诉。马训波、李亚男主张张艳代为收取的贷款是用于偿还孙中阳的借款,但(2015)三中民终字第11036号民事判决书对马训波、李亚男提出孙中阳冒签马训波的名字伪造买卖合同,并以此合同促成了马训波向中国银行方庄中心支行贷款,其依据指示将孙中阳亲属的账户指定为贷款放款账户,且已实际偿还完欠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张艳主张收款后受马训波指示将160万元转给了马训波的前妻刘慧。在丰台法院上述案件审理中及本案审理中,马训波均陈述不清楚该刘慧是否是其前妻,需要张艳提供刘慧的身份信息予以证明。后,一审法院依张艳申请在中国工商银行调取了收款人刘慧的身份信息,证实刘慧是马训波前妻,马训波、李亚男对此予以认可。张艳提交马训波的收入证明,用以证明刘慧也是马训波贷款时出具收入证明的公司即北京市神州兄弟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马训波否认此收入证明中的刘慧是其前妻。根据张艳提交的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及综合账户信息、个人义务凭证显示,2013年8月2日,张艳在收到中国银行放款160万元后,同日将款项转到户名为刘慧的账户中(账号为×××)。新线零售交易历史表、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马训波2013年8月18日开始向中国银行还款。中国银行贷款结清通知书显示该笔贷款已于2014年8月2日全部结清,结清金额为1602997.29元。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涉案款项转入刘慧的上述账户后资金流向信息,显示其中有一笔100万元于2013年8月2日转入了裴玉荣的账户(账号×××),另外至少有23万元自2013年8月6日至2013年8月25日期间分多笔转入了马训波的账户(账号×××)。并且自2013年8月2日至2017年1月24日,马训波与刘慧的上述账户存在多笔转账记录。庭审中,马训波、李亚男称刘慧转给裴玉荣和马训波的款项是向北京神州凯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租赁款,与本案的贷款没有关系。但根据刘慧的账户交易信息显示,在2013年8月2日收取了张艳转入的160万元贷款后,该账户在2013年8月26日前并无进账记录。故一审法院认为刘慧转入裴玉荣和马训波账户的款项就是本案的160万元贷款。马训波称其向刘慧账号汇钱是给付孩子的抚养费。一审法院向通过电话联系刘慧,要求刘慧出庭作证说明情况,但刘慧拒绝出庭作证。通过刘慧身份证地址向其邮寄证人出庭通知书,但未能投递成功。马训波、李亚男和张艳均表示找不到刘慧。经一审法院调查,刘慧在2014年曾经起诉过北京神州凯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神州凯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同意刘慧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朝阳法院判决北京神州凯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返还刘慧租金和违约金。马训波系北京神州凯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且是北京神州凯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朝阳法院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玉荣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艳对该判决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该判决与本案无关,且认为该诉讼涉嫌虚假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马训波与张艳均认可张艳代马训波收取银行贷款,故马训波与张艳之间存在委托收款的关系。马训波与李亚男系夫妻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艳将代马训波收取的银行贷款160万元转给刘慧是受马训波的指示还是私自转款行为。该院认为,第一,在丰台区法院审理另案和本案审理期间,马训波陈述称不清楚收取张艳160万元的刘慧是否是其前妻。而根据该院调取的刘慧收款账号信息显示,马训波一直与刘慧该账号存在交易记录,证明马训波清楚该账号的所有人信息,由此可知,马训波明知张艳将160万元转给的刘慧就是其前妻,但直到该院调取张艳身份信息后才承认是其前妻,该院认为马训波在诉讼过程中未如实陈述事实。第二,马训波、李亚男认为银行贷款汇给张艳用于偿还孙中阳的借款,该意见已经被生效的(2015)三中民终字第1103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否认,且该判决书中载明马训波与孙中阳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晚于本案贷款合同办理和发生的时间,马训波在其主张的借款合同款项已经还清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向孙中阳的账户两次还款的行为亦自相矛盾。由此可知,马训波、李亚男认为银行贷款汇给张艳用于偿还孙中阳的借款并非事实。第三,张艳在代马训波收取160万元贷款后,立即又转给了马训波的前妻刘慧,可知张艳并没有占有该贷款的意思表示。而刘慧又将部分款项转给了马训波,将其中100万转给了与马训波有利害关系的裴玉荣。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张艳与刘慧有利害关系,而刘慧、裴玉荣与马训波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故该院认为马训波对该160万元贷款的去向是清楚的,其明知张艳未将该贷款给付孙中阳,在此情况下,马训波也一直未向张艳主张权利。李亚男作为马训波的妻子,对贷款的去向亦应清楚。综上所述,虽然张艳没有提交马训波指示将款项转给刘慧的书面授权,但根据上述分析,张艳辩称受马训波口头指示将款项转给刘慧,具有合理性和事实依据,该院予以采信。故该院对马训波、李亚男要求张艳支付16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马训波、原告李亚男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民事二审判决书2017-12-25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11115号
原告北京美好童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童年公司)诉被告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房山国税稽查局)不服税务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美好童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海鹤及其委托代理人于伏海,被告房山国税稽查局法定代表人王钧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永越、王家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房山国税稽查局于2015年11月24日对原告美好童年公司作出房国税稽罚(2015)1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015)13号《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我局于2014年9月22日至2015年5月18日,对你单位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申报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经检查核实,你单位使用“现金流入表”记载取得的营业收入,未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其中2008年有401213.11元营业收入,2009年有703141.75元营业收入,2010年有568666.87元营业收入,2011年有436848.65元营业收入,2012年有523086.30元营业收入,2013年有789301.00元营业收入,2014年1-8月有630729.38元营业收入,以上合计有4052987.06元营业收入未申报纳税。经计算,以上未申报的营业收入造成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少缴增值税47937.35元,2008年至2013年少缴企业所得税85563.28元。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薄、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你单位在“现金流入表”中记载的营业收入未按规定申报纳税,造成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少缴增值税47937.35元,2008年至2013年少缴企业所得税85563.28元。你单位的行为已构成偷税,对你单位少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处以一倍罚款,即增值税罚款47937.35元,所得税罚款85563.28元,两项罚款合计133500.63元。以上应缴纳款项共计133500.63元。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行政一审判决书2016-10-18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行初195号
原告刘辉与被告臧雪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保新担任审判长,会同人民陪审员张国明、刘堪铎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辉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京乐,被告臧雪洁及其委托代理人于伏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民事一审判决书2017-07-31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130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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